对身处中国之外的艳羡者来说，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优势将功能失调的西方民主政治远远甩在后面，那就是采取果断行动做出能够促增长的决策的能力。
       想一想使中国能够顺利度过近期的“大衰退”的投资潮，以极快的速度铺设好的高速铁路，甚至是2008年令人叹为观止的奥运会。
       那何为在一个关键的中共会议前夕，即将推出重大经济改革措施的迹象如此之少？尽管中国经济需要一次彻底的改革得到广泛认可，但预计11月9日至11月12日期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只会推出有限的改革。本次会议将确定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
       原因就是，与西方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政治上可能达成事情不一定是对国家长期经济利益最有利的事情。换句话说，预计三中全会只会做出敷衍性的妥协，这更像是混乱的民主政治更擅长的做法（近期美国政府显然就在这样做），而不像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的做法。
       在中国，许多人将这归咎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一些人认为，国企内部富有且关系紧密的集团以及中共高层正在制造中国版的政治僵局。
       既得利益集团依附在中国政治体系的核心处，这个体系过去已证明非常擅长推动经济增长：年复一年的以可预计的、两位数百分比的速度增长。
       但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地方政府正在将信贷投向光鲜的基础设施项目，以期维持增长动能[注册广州公司]。这造成了大规模浪费和债务负担突增，一些人担心这些问题可能会埋下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种子。
       中国主席习近平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个体系陷入真正的麻烦前对它进行改革。但与西方领导人一样，这意味着需要耐心尝试建立联盟、获得民众支持、孤立对手以及接受妥协。
       因此经济学家们降低了对三中全会能否推出深入改革的预期。
       前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的高级官员杜大伟(David Dollar)说，他们将寻求逐步的改革。杜大伟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in Washington)的高级研究员。
       他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看到根本性的进步。
       Bloomberg今年早些时候，北京街上的行人和车辆。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认为，最详尽的改革将出现在金融服务领域，该领域是改革派官员的一个据点。高路易说，在这个领域，辩论已经结束。他预计，将推出进一步实现汇率市场化的措施，并开放严格管制的资本账户。
       毫不意外地，经济学家们的改革预期最低的领域恰恰就是中共管控最深入的领域：国企。
       尽管眼下的一个事实是：被政府娇生惯养的行业垄断企业对中国发展新增长模式——以民营企业和创新为动力——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在地方层面，既得利益将市政府与建筑和房地产巨头联系在一起，后者为前者带来了财富。很多经济学家说，这样的结果就是，三中全会对地方层面的改革很可能只涉及皮毛。
       几乎没有人认为，户籍制度会大幅放开，允许中国大约2.5亿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这种人口迁移的效应将对整体经济造成巨大影响。而且各地市政府也不欢迎这样的改革，因为这一改革将加重其在教育、医疗和福利等方面的负担。
       同样的，在土地改革——赋予农民对土地更多的法定权利——方面也会遇到地方政府的阻力。现行体制受到了地方市政府的欢迎，它们可以通过征用农地（经常是强征）再转手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的方式生财。
       习近平希望经济转型的步伐更快一些，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怀疑。他在三中全会上出人意料地抛出“大爆炸”般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在一年前他刚开始任期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本周的一篇社论文章引用了习近平的一句话，“要勇于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不过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三中全会将以高调做出承诺为主，不会推出太多具体措施。预料之中的承诺包括：承诺在民营领域扩大机遇；重新界定政府职能，让政府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企业的运营者；减少企业设立和审批的繁文缛节。所有这些或许都很有意义，但这些都只是方向，而不是行动。
       中国官方媒体近期的评论一直在嘲讽美国民主的失败，证据就是近期美国政府关门事件。新华社指出，美国政界人士无力达成协议[注册美国公司]，甚至呼吁全世界“去美国化”，保护国际社会免受华盛顿政治动荡的影响。
       但现在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说到政治僵局阻碍领导力的发挥，北京和华盛顿似乎同病相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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