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尔滨社保局一张《关于推迟发放养老金的情况说明》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一时间，舆论哗然。

其实，黑龙江的养老金告急，并不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早在2011年，黑龙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开始当期收不抵支，成为了当年全国唯一一个当期结余负增长的省份。

此后更是江河日下，仅仅过了5年，2016年的时候，黑龙江成为全国首个养老金结余被花光的省份。

2015年，黑龙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结余仅剩88亿元。2016年，黑龙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890亿元，支出1210亿元，当期收不抵支320亿元，导致2016年累计结余一下子变成了-232亿元。

这不奇怪，因为在这5年间，黑龙江离退休人员增加了64万人，在岗职工参保仅仅增加了16.5万人，后者远远少于前者增加的数量。

2016年养老金入不敷出的省份不只是黑龙江，还有辽宁、河北、吉林、内蒙古、湖北、青海等7个省份。

养老金的可持续问题正从一隅蔓延至祖国的半壁江山，且未有逆转之势。

根据人社部每年发布的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自2012年以来，虽然全国的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在不断增加，但可支付月数在不断减少，收入增速持续低于支出增速。

2012年，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3万亿元，到2017年增至4.12万亿元，但可支付月数由2012年的19.7个月下降至2017年的17.3个月。

照这个速度下去，加上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年轻人生育压力加大、生育意愿下降，最迟再过30年，全国的养老金结余会变成负数，到那时，我们80后90后们都是今天的黑龙江人，甚至还不如他们。因为今天的黑龙江养老金缺口部分有中央进行全国调剂，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6月13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决定从今年7月1日起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通知》明确，地方上解比例从3%起步，采取人均定额的方式进行拨付，离退休人员多的省份将获得更多的调剂金。

因此，从7月1日起，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式进入了“富省”帮“穷省”的时代。

|2017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38052亿元，同比增长19.5%，相比2013年的18470亿元增长106%。

人社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3.53亿人，其中在职参保人数2.59亿人，领取待遇的退休人员9460万人，总抚养比是2.73：1，也就是2.73个在职人员抚养一个退休人员。但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较大，抚养比最高的广东超过了8：1；有的省份不到2：1，最低的黑龙江不到1.3：1。

按照《通知》规则，黑龙江省上解少而拨付多，将是中央调剂制度的受益省。

对此，一些网友可能不理解，担心中央调剂会助长一些地方政府“少交多得”的道德风险，但道德风险可以通过制度来约束，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出台的原因却不容忽视：新的经济形势下，年轻的就业大军从北方向南方转移，从中西部向东部转移，造成了不同省份之间的抚养比呈现苦乐不均的状态。一省培养的年轻人在给另一省老年人贡献养老金的例子已是新常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这种背景下，养老金实行中央调剂、全国统筹是可以理解的。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理解归理解，但30年后的担忧仍然挥之不去，现在可以全国统筹，将来筹无可筹的时候，何以解愁？

欲解此愁，必先溯源。

跟其他制度一样，我国目前实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也是经历了数次改革。

1951年，新中国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对职工的养老保险做了明确规定：男职工年满60岁或工龄满25年 ，女职工年满50岁或者工龄满20年， 即可退休养老，养老金为退休前工资的50%-70%。

而这些养老金由企业（全部是国企）从生产收益中筹集，不需要职工个人交一分钱。尽管十年动荡期间相关制度受到了冲击，但截至70年代末，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依然覆盖了75%以上的城镇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享受劳保医疗的人群达到1.14亿。这正是老一辈人挤破脑袋想进国企和落户城镇的原因。

免费的大锅饭吃起来痛快，但吃不长久。

随着养老负担的加重，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规定》，要求企业和合同制工人按比例共同缴纳养老保险。

个人缴纳养老保险的时代由此拉开序幕，但这次渐进式改革仅针对合同制工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企业办社会”、背负沉重养老包袱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开始节节败退。

1994年，曾是纳税大户的国有企业——大连色织布总厂宣告破产，原因之一就是退休人员太多，工厂不堪重负。破产前，该厂的退休职工1503名，而在职职工1258名，每个在职职工要负担1.2名退休员工。

传统的养老制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但在如何改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建议：

一种建议是由“改革中枢”——曾经的国家体改委提出来的，主张学习新加坡，搞个人账户，也就是“每个人自己存钱养自己，不管其他人”，这是一种更加市场化的养老制度。

另一种建议是由当时主管社会保险的劳动部提出来的，建议以社会统筹为主，反对个人账户，建立统筹账户，国家统一调配，向年轻人收钱养老年人。这与建国之初时的体制更接近，偏向计划经济。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中央决定搁置争议，由各省自行选择并试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不少问题，中央决定统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国务院7部委组成联合调研组，下到14个省市深度调研，最终制定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个人账户统一缴费比例为工资的11%（个人8%，企业3%，2006年调整到只有个人缴8%），个人账户中个人缴费部分可继承；社会统筹部分由企业上缴，比例为职工工资的20%。

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下发全国，这标志着我国的基本养老制度正式建立了起来。

但该制度既有先天不足，又有未来隐患。

先天不足是两个“空账”问题：一个是1997年前参加工作的人，并没有给个人账户缴过钱，形成了空账；另一个是机关事业单位在1997年之后仍然沿袭了“退休养老制度”，与缴纳社保的企业形成了“双轨制”，造成了另一个空账。

未来隐患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统筹部分是用年轻人交的钱来养退休的老年人，但老年人越来越多，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养老金每年都在上调，这种情况何以为继？

空账填补问题，主要方式是财政补贴和国企股权划转，央行前任行长周小川和现任书记郭树清，在这方面都曾公开谏言，但因为各种利益的阻碍，加之财政压力也不小，目前来看成效不大，也难以持久。对于“双轨制”，随着2015年启动的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而人口老龄化、生育意愿下降给基本养老保险造成的未来隐患已经迫在眉睫，现在不着手解决，将来就更进退维谷。

解决思路无非是让养老资金池里的钱“多进少出”：让往里面交钱的人多一些，持续时间长一些，从里面拿钱的人少一些，晚一些。

至于放开生育、鼓励生育这样的举措是长远之计，短期很难奏效。而立竿见影的举措无非两条：减缓养老金增幅，以及启动延迟退休。

|目前仅有北京、上海、青海、辽宁、河北、宁夏6个省份宣布调整养老金方案。

2006年，养老金大幅上调了23.7%，此后八年，养老金一直以每年10%左右的幅度稳步上调，到2015年，养老金增长了三倍。

但从2016年开始，养老金上调幅度开始大幅减缓，降到了6.5%，2017年为5.5%，2018年则进一步降为5%。可预见的是，增幅还会继续调低。需要共度时艰的时候，零增速甚至负增速也并非不可能。

而延迟退休的雷声很大，雨点很小。

早在2015年的时候，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就明确要在2017年推出延迟退休方案并在推出后五年渐进式实施。到了2017年，人社部表示需要深入研究论证。今年1月9日，尹蔚民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时再次提及，针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趋势，适时研究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应对措施。

然而时至今日，按时间表应该已经出台的延迟退休方案仍然未见踪影。非不能为，实则难为。

尹蔚民曾表示，目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就业压力非常大，特别是近几年，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分流安置的压力较大，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制定延迟退休政策就需要更加稳慎。

虽然难为，却不得不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且这是每一个采纳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政府都必然要迈出的一步。

就在今年6月份，当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沉浸在世界杯揭幕战的喜悦中时，一纸延迟退休的改革计划悄然降临。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宣布，计划在2028年前把男性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在2034年前把女性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63岁，预计将在2019年启动延迟退休改革。

早在2013年12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在《秋季预算报告》中说，英国人领取退休金年龄将在2030年代中推迟至68岁，这要比原来的推迟退休年龄计划提前了10年。英国还将在2040年代末将退休年龄进一步推迟至69岁。他表示，这是英国在控制公共开支上必须面对的困难决定，不推迟退休年龄，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将崩溃。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扛不住，发展中的我们何以能成为中流砥柱呢？而且我们的延迟退休方案可能更激进，谁让我们“未富先老”呢？

延迟退休，不仅仅意味着你将延迟数年领取你本应该立即就领取的养老金，还意味着，你在这多出来的几年里，需要继续工作，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对于养老资金池来说，交钱的人多了，交钱的时间久了，拿钱的人少了，拿钱的时间短了，入不敷出的问题缓解了。

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共赢的帕累托改进，总是有一些困难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做出牺牲，我们80后90后将不得不面临这个重任。